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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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了
我是神學家。經常有寫作的壓力,不單來自世俗,也來自宗教。心理上總有股衝動要寫點矚目的東西,讓自己覺得有用,被世人接受;但那來自宗教的壓力卻更強烈,每當想到新約聖經按才受託的比喻,那領一千銀子的僕人,只交還本金而無賺取利潤,結果被主人責難,掃出家門,便誠惶誠恐,計算自己做了些甚麼,又可以再做些甚麼。

曾經幾次著手寫作不同的熱門課題,研究了頗長的時間,蒐集和閱讀了充足的書籍,找出了問題的癥結,編寫了全書的大綱,到可以開筆時卻不想寫出來。原因是:不認為這個民族配得看這些東西,不想討好群眾,也不想為金錢寫作。花了不少時間研究、思想,花了錢買書,也只好擱置。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是個轉捩點。區選前發生多宗激烈的警民衝突,造成多人受傷,數以千計被捕,交通嚴重堵塞,搞亂了市民的日常生活。這一系列事件不是偶發的,而是中共、港共政府「精心」的安排,要打擊香港人支持抗爭的決心,要讓他們覺得抗爭代價太大,卻沒有任何收益,只好認命。一是離開;一是留下,向現實低頭,不甘心也只好做中共的奴隸,誰叫你受制於人。11月24日,當真相時刻來臨時,香港人選擇了義無反顧、不計代價地反抗,放棄了認命。由中共一手炮製的真相時刻揭曉了,我們不會因為看到中共殘暴、欺詐的本性而有絲毫驚訝,但香港人的回應卻令世人稀奇--一向務實、逆來順受的香港人毫不妥協,準備決一死戰。香港人的決定,創造了另一個真相時刻:世人要支持邪惡勢力?還是站在抗爭的一邊?抑或袖手旁觀?

我選擇站在香港人的那一邊。我最有能力付出的,就是向香港人供應精神食物--一種與創造主連結的人文主義。

命中註定
我好像命中註定為真理而生。母親曾告訴我,當我三歲入讀小學的第一天(那個年代沒有幼稚園,我的智力發展比較早,所以給送進小學),晚上熟睡後,竟不斷重複背誦老師在課堂所教授的知識。母親知道她生了一個很特別的兒子,不知是否這個緣故,母親把她所有的愛和她的一切都獻給了我。我是被母親「寵壞」的兒子,同樣也是被天父「寵壞」的兒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新移民家庭一般生活貧困,正所謂搵朝唔得晚,經常要靠賒借典當度日。我家就更苦,十足粵語長片的家庭悲劇:父親是個不顧家的賭徒,母親為子女著想,便搬到澳門生活,獨自養活五個兒女,以致患上肺癆。在這麼艱苦的環境,我竟然纏著母親,要她買一部電動玩具車給我(在那個時代,只有富裕人家的小孩才擁有這種玩具)。我原不是個愛玩玩具的小孩,只是看到會自己走動的玩具車,便十分好奇,想知道原因。不知道母親怎樣節衣縮食,加班儲錢,終於有一天,我從母親手中接過電動玩具車,立刻為它裝上電池,放在地上任它到處行走。玩了半天,覺得玩厭了,便拿起玩具車,用力摔在地上,直到它的塑膠外殼破裂,露出裏面的設計。研究了好一輪,決定要把它的金屬機械部分也拆開。由於沒有工具,只好手口並用,把接合的金屬完全拆散為止。汽車粉碎了,而我的雙手和口則滿是鮮血。當母親看見玩具車的殘骸時,一句話也沒說,也沒有不悅的表情。我想她是痛心的,可能她認為這個非一般的兒子自然有非一般的對待玩具的方式,隨他吧。

真可惜!一個天才卻掉在毒土中。母親在我五歲那一年忍痛離開我,回香港謀生,把我獨自留在澳門天主教會的寄宿學校,希望我能得到良好教育。但一個來自破碎家庭的天才怎能接受這個保守社會的規範?我變得憤世嫉俗,走上了自毀的道路。可幸母親的愛保全了我的純真,當神發出祂的呼召時,我便絕處逢生,走回正軌。一個禮拜日的早上,腦海中出現一個搖擺不停的鐘,鐘聲響個不斷。那時我中學剛畢業好幾年,正在一間出版社工作。同大部分打工仔一樣,工作辛勞,要把握禮拜日好好休息。我請那鐘聲離開我,不要再纏擾我。但這影像和聲音卻揮之不去,它要向我傳達信息:鐘所在之處是我的歸宿。就是這樣,我開始返教會。

不久,神祕的事情接踵而來。我是一間中學數學教科書出版社的助理編輯,是部門最低級的員工,負責處理所有主流英文教科書中的數學題,主要是解題和把它們分類。大部分問題幾分鐘內可以解決,可是有一次卻遇到一條非常難解的幾何題,我把它呈交上司,讓他們解決。他們花了一兩天都解決不來,便放棄了。我繼續思考這條題目,直到個多月後,因無法不理其他職務,才肯把它放下。怎料幾天後,深夜時分,我正在熟睡,有一個聲音對我說:「起來,你已經知道怎樣解決那個問題了。」我在睡夢中答說:「我好攰,又不知道答案,我不會起床。」當時我日頭上班,晚上修讀公開大學的數學課程,每天都是筋疲力盡才爬上床,我真的不想為無謂的聲音起床。但那聲音卻重重複複,重重複複,不肯停止。心想,為了繼續睡覺,我得起床,若十分鐘內不能解題,便可立即回去睡覺。於是起來,坐到書桌前,把問題的幾何圖畫出來。五分鐘過去,腦中仍是一片空白,忽然靈光一閃,居然看到了解題的方案,原來只要向一個無法想象的方向作圖延伸,便可將問題解決。

不久,另一個深夜,那個聲音又對我說:「起來,樓下火燭了。」我在夢中看見火光,聞到燒焦味,但我對自己說:「不用起來,因為我正在發夢。」那聲音堅持:「不是的,真的火燭了。你張開眼睛看看便知道。」張開眼睛不難,便照著做,果然看見斜對面單位火光熊熊。整個人立即從床上彈起,先叫醒家人,然後到走廊按警鐘,叫醒鄰居走避和通知消防救火。之後拖著消防喉到樓下救火,推開第一道防煙門,立時濃煙撲面,非人所能抵擋,只好離開大廈逃避火災。由於起火不久迅即報警,消防員及時趕到,把起火單位內的那家人全數救出,都沒有受傷。次日上班時我把這事告訴同事,他們都嘖嘖稱奇。某個同事打開報紙,嘗試找尋這宗火災的報導,給他找到了,就拿來給我看,說:「原來是真的。」我這才知道原來他們並不相信我的話。

神學教育
孩童時的事件說明我有強烈求真的傾向,我會不惜代價尋求真理。這是我人生第一大動力,至今仍沒有改變。這樣的人當接觸到真理的源頭,再無法停留在數學的絕對邏輯上。我有很多信仰問題,雖然教會中沒有人能給我滿意的答案,但我不介意,因為我已習慣自己學習、自己尋找答案。當呼召來到時,便放棄在公開大學快要完成的數學課程,於1987年進入建道神學院的學士班。這是一所基本上保守的福音派學院,著重培訓神學生成為有效的傳道者。在這方面的工作,學院做得不錯,我實在受益良多,真的感激學院所提供的環境和師長的教誨。我不是保守的人,我的思想是無界限的,對個別問題,我會一直追尋下去,直到碰壁為止。學院的高牆是圖書館,我算十分幸運,入學那年新圖書館剛落成,可惜大部分我想看的書或文章都欠奉。到畢業那年,已經放棄追求神學,心想:以後都不再讀神學了。

畢業後與同班同學劉嘉儀結婚,我回到自己的教會牧會,太太則去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出版部當編輯。探望太太時,接觸到那裏的教授,覺得他們比較開放,圖書館在各領域也總有一兩本重要的藏書,修讀神學的心願重燃了。又再進了神學院,一邊牧會,一邊讀神學。這個安排未能滿足求學的心,便想去留學。神學院圖書館館長在天主教魯汶大學神學院畢業,因此知道那裏的書籍齊備,是讀書的好地方,再加上打算主修倫理,而天主教在倫理上的探討比基督教發達得多。沒有教會的支持,也沒有足夠的儲蓄,除了太太,大部分人都反對這樣做,但我毅然上路去。

1995年來到比利時的魯汶大學城,要由神學學士最後一年開始,讓我適應環境和證明自己的能力。這所在當時已有570年歷史的大學,有一套獨特的研究和教學方法,各學系雖然獨立運作,背後卻有一個連貫的哲學。在神學院修讀了某個課程,它能與神學院其他課程銜接,這不足為奇,但它也能與哲學院、法學院,或社會學的課程相容互補,就真的不易做到。在教學方面,教授要在他的研究範疇成一家之言,才有資格教授那科。大學的宗旨是有教無類,但學生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承受最好的教育,方法是把課程編排到人腦力的極限,用通俗的說法,就是地獄式訓練。第一年最後一天考試的情景還歷歷在目。經過了教授十分鐘的口頭考核(神學院所有科目都用口試),從課室出來,在走廊看見其他完成考試的同學,都是目光呆滯,好像脫水的魚,不停在深呼吸。都沒有興趣交談,更不用說慶祝。回到住所,坐在椅子上發呆,眼淚不停掉下。

兩年神學碩士,之後是五年博士。這五年研究生涯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日子,我拿到大學最好的獎學金,生活無憂,太太打理家庭事務,我可自由做自己的研究,又有時間去聽不同學系的講座,暑假與太太到各國旅行,可謂開心寫意。當然也不是盡皆美好,在比國生活,寄人籬下、受人恩惠的感覺一生也揮之不去。再加上自己是更正教徒,教授心裏總有疑問:「這人為何來此讀書?將來會否對天主教會不利?」更可疑的是,這人與以往的更正教徒不一樣,不單不修讀聖經研究,還走去研究一個與神學無關的猶太裔社會學家的政治理論。有些教授針對我,當我修讀他們的科目時,他們會盡可能給我最低的分數,又阻止我得到獎學金。甚至連提攜我的導師(promoter)對我也有所保留,很少提點我。對於一個在社會邊緣成長的人來說,已習慣了在敵視的環境下生活。得到經濟支持,又找到我想看的書,已經很滿足,我已擁有學習最重要的條件。另一個條件就是,這些天主教徒教授對包容和愛仇敵的實踐,容讓我這個天主教的敵人--雖然我個人對天主教完全沒有敵意--留下學習。他們可以盡量給我低分,卻不能與我的學習表現脫節;他們可以阻止我得到獎學金,卻不能不理會我的成績;他們可以私下不提點我,卻不能不讓我修讀他們的課程。我從神學院的教授學到很多寶貴的知識,對他們的學養,十分佩服,尤其是那些有Magister學位(這是神學博士之後的學位)的教授,他們學識淵博,語文了得,是我今生不能及的,因為我在少年時花費太多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

恨你的敵人
2003年畢業,重回香港。回來前已知道很難在香港發展自己的事業,生來是邊緣人,便好像註定在邊緣生活。連我返的教會也是被所謂名門正派所鄙夷的靈恩派,而這間教會更是靈恩派中一根凋謝的蘆葦。我返教會初期,牧師、傳道、幹事,一概沒有,只有幾十個年輕的會友。在一個講關係和出身的社會,一個從敵對教派畢業的邊緣神學家很難找到教席。

這種情況可以預計,出乎意外的是,我無故被這個國家的政權痛恨。回港後不久,便發現與太太的電郵通訊被人監控。我有足夠的電腦知識,以致可確定被監控。或問,你不是讀電腦的,何以有這樣的知識?原因是我進入博士班的第一年,大學著手推行資訊化,以迎接必然來臨的地球村。大學選出一位電腦學系的教授當校長,他其中一個政策就是鼓勵學生學習電腦知識,於是我便成為首批從Windows轉用Linux的人,經過多年的使用,掌握了基本的電腦知識。但這知識卻成為港共指控我曾接受外國勢力特務訓練的確實證據。

除了網絡監控,就是派人監課。初期我每到神學院講課,每次都發現有人在監聽,某次更有一個有點名聲的基督徒向學院投訴我,說我講學的內容太充實,筆記太詳盡。當學院負責人問我學員的投訴是否屬實,我認為這是對我的稱讚,自然直認不諱。投訴於是成立。此外,又派人扮作學生,然後成為跟隨者,定期探訪我,來套取我的動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監視我?便不得而知了。我很少向人透露這些經歷,免得別人以為我患了妄想迫害症。經過這場抗爭,相信心領神會的人會較多了。

我講述這些經驗,是要對比愛敵人與恨仇敵的分野。我本是天主教的敵人,他們卻包容我,在經濟上支持我,並教育我成為有思想、有人格的人。我與中共、港共的掌權者是同血統、同文化的民族,他們卻視我為仇敵,設法把我困在各種無形圍牆的牢獄裏。這些人受各種政治鬥爭的摧殘太深,沒受治療,根本不是正常人;兼且又愛弄權術,視一切不聽他們指使的人為仇敵,必定要誅之而後快。

在這種無形的監禁下,只好閉門修練。除了日常家務,每天讀書沉思,也逍遙自得。經過十多年的時間,覺得自己已到達探求知識理性的極限,我人生最大的原動力已實現完成。之後便把精力轉而省察自己的罪性和社會刺進我裏面的毒勾,來自我改造。少年時我經常去一個公園玩耍,那裏有一幅巨形的馬賽克壁畫,是一個人像,已經無法仔細憶述整個構圖了,只記得它當時衝進我成長中的大腦,留下深深的烙印。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人面容扭曲,五官都放在不正常的位置,譬如一個眼珠掉在腳前。每次經過這幅壁畫,都引發我的遐思:「這畫家要表達甚麼意思?他一定是位大師。難道藝術品都要畫成古古怪怪的?」不知何時那公園重建了,壁畫不見了,我也早已把它遺忘了。直到我的思想開始成熟的某一天,這圖像再次在我腦海中浮現,十分模糊,但我立即認出這人原來是我。社會把我砍伐得肢離破碎,面目全非。我決定運用所有資源,按神的形象重塑自我。除了讀書、自省,還建立了一個網站,把神感動我要說的話寫出來。因為實在害怕神向我問責,要我交代祂所託付給我的事情。

離開香港
2019年10月4日傍晚離開了香港。又是那聲音的指示。在「777」當選後不久,聽到那聲音吩咐我離開,到新世界去,因他要大大懲罰這地。我的回覆是,十多年前離開還有點意思,現在我已覺得活夠了,追求知識的願望已達成,又沒有充足的儲蓄,無謂去那新世界吧。那聲音不同意,繼續遊說我:「如果你不離開,我就不方便懲罰這地。」既然這樣說,我便立即著手安排遷居事宜,最終去了中美洲。那國沒有軍隊,算是拉丁美洲最穩定的社會,兼且氣候溫和,國人友善,還保存了一片大自然,真是退隱的好地方。租了一棟複式平房,有前後花園,露台遠望180度山景,看到落日晚霞。書房大玻璃窗前種了兩棵樹,各種稀有的雀鳥早上會來到樹上探望我,或揚聲歌唱,或顧影弄姿,來吸引我的注意。

忽然想到另一個離開香港的原因,就是我的人生實在太苦。年幼時(大約四、五歲)曾追問母親:「媽媽,媽媽,我為甚麼活得這麼苦?」母親總是安慰我說:「你小時吃苦,長大後便有好日子過。」生活上我對住屋的要求最高,總希望擁有一棟小平房,有自己的小花園。能力不足便搬到新界偏遠村屋地下居住,從來沒想過申請公屋或居屋。今天,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坐在露台的搖椅看日落時,常有虛幻、不真實的感覺。那屋還是新落成的,我這第一位租客在廣告還未刊登前,便已先來睇樓。一切都好像為我安排!上天可能也認為我的人生實在太苦,讓我能含笑離開這個世界。

第三個原因是,在這裏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和較合適的距離寫作。中共的魔爪還未能控制美洲,與留在香港相比,我沒有隨時被拘捕,或在街頭被毒打的憂慮,可以隨意抒發,我手寫我心。再加上與香港拉闊了距離,可窺全豹,能寫出較抽象的原則,以供前線的抗爭者參考。

我說這些原因,並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意思。我根本不認為我有責任留在香港抗爭,離港亦沒有內疚的感覺,因為我只是社會的邊緣人,無論在教育、房屋、醫療上都沒有拿過社會的資源,我對這個社會的責任是十分有限的。我的確曾接受教會和神學院的栽培,我非常樂意服務他們。不過,他們不需要我。我寫,是因為那聲音的呼喚。人類社會已到了一個新時代的末期,這時代由知識引發物質文明的進步,進而走到人類自我認知的極限。人類能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有甚麼嚴重後果,卻不能自制,繼續走向自毀的終點。「7」在基督教原本是個好數字,代表完美。香港的「777」是否一個完美的政治領袖呢?她曾發出狂言:「天堂已為她留下席位。」換句話說,在世上支持她、跟從她的人將來也會上「天堂」;不跟從她、反對她的人必下「地獄」。天象已顯現,分別山羊綿羊的時候到了,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自己審判自己。這是神的審判,也是最公平的審判。我也要抉擇,而我可以做的工作,就是幫助對抗「777」的人走上正路。抗爭者雖然選擇了正確的那一方,若然做「777」所做的事,恐怕將來也要下「777」和她所代表的港共中共政權的「天堂」。

當然,還有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他們在抗爭的表現,使我感到我們是同一類人,走在同一條路上。我願意膽怯地付出一點有限的愛,就算我的寫作不能啟發他們,也能告訴他們,他們並不孤單,有人同樣願意為自主、自由而戰。

差點忘了告訴大家,我玩汽車的方式改變了。約十年前,我買了一部日本水貨車。因為心直,沒有提防人不仁,結果上當了,買了一部名副其實、真的浸過日本雨水的汽車。這原本是一部好車,但浸過水後,整個電器系統和所有能活動的機械部分都出了問題。估計送去車房把它修復所需的金錢,應該可以買兩部同款的新車。我面前只有兩個可行的方案:一是把它送去劏車場,一是自己動手修復。把它拆毀實在感到可惜,便決定自己修理。經過四年斷斷續續的維修,克服各種大大小小的問題,終於把汽車完全修復。這經驗讓我知道,我不僅懂得破壞,也懂得修復。這是不是與「光復香港」吻合呢?

抗爭神學
沒有完整的腹稿,只有寫作的方向。香港大難已臨頭,因為時勢緊迫,不能等待完成整本書後再出版。折衷的辦法,是邊寫邊在我的網站刊登。這做法能快速回應時局,但缺點是結構鬆散,無法全面闡釋我的觀點和概念,因此必然引致誤解。惟現今資訊科技發達,容許我隨時解釋疑難,只要讀者不斷章取義,遇疑難之處,保留疑問,不妄下論斷,遲些或能在其他文章找到答案。

我要寫的東西可歸納為抗爭神學,由於不是有系統的論述,正確應稱為有關抗爭神學的思想。對我來說,一個能貫穿猶太基督教思想發展的主題就是抗爭。猶太基督教的傳統把對抗世俗的重點放在個人成聖,但隨著社會學知識的增長,我們認識到個人在社會中實在微不足道,只是小卒一名,受社會制度操控。社會制度大部分由權貴制定,在權力和社會資源分配上都是不公平的,在這種制度成長的人,人性必然受到扭曲。若要人成聖,必須從改革社會制度開始。抗爭就是要對抗人罪性其中一個根源。我的抗爭神學思想便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向現代香港人重新詮釋基督教的神學。我寫的抗爭神學與解放神學不同,後者的理想源於耶路撒冷初期教會凡物公用的模式,抗爭神學的起點則是十誡所保護的私有產權和亞伯拉罕出吾珥所表現的自主權。

最後,我要感謝太太嘉儀,她是這論集的編輯。她為我改正錯字、潤飾文章和提供意見,大家如果覺得文筆流暢易讀,便是她的功勞,但一切錯誤應由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