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的肢體衝突會使老師無法教育學生?父母無法管教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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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議員在立法會擾亂官員發言,這種行為會否為下一代立下壞榜樣,使老師無法教育學生?父母無法管教兒女?

應該不會,因為立法會的場景與課室或家庭有別,立法會是不同利益群體爭取利益的場地,一個決定會令某些人陷入苦景,甚至要走上絕路,議員自然要各出奇謀、針鋒相對,正如戰場是個殺戮的地方,警察亦要使用暴力來對付歹徒。如果思想發育未成熟的青少年無法分辨不同場合,成年人只要向他們簡單解釋,相信他們亦可以明白,不會用戰爭的方法來解決課室和家庭的問題。恰恰相反,社民連議員在一個不公平的立法會內,以非常手段為市民爭取公義,會立下良好的榜樣,使年輕人勇敢面對社會和家庭的不公義,同時亦會令教師和父母
謹慎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一個不公平的政治制度

要評論社民連議員用行動擾亂官員發言一事,我們必須先了解為何社民連要採用這種超越常規的政治手段,而非用對等的方法--言語批評--來解決問題。綜合社民連的解釋,他們認為香港現時的政治決策權,只為極少數人所壟斷和操控,造成香港的政治制度極不公平。特首由八百人的小圈子選出,立法會一半的議席也只由功能團體的小圈子選出,在這兩個不公平的制度結合下,極少數人便可以決定香港的政策。這些擁有政治特權的人,往往可以與政府高官通過協商,定下香港的主線方針,然後官員擺出聽取民意的姿態,再訂下愚弄市民的政策和一套推銷手法,便可了事,成功通過法案。在這個政治環境下,社民連認為他們要採用超越常規的方法,才可能有少許突破。

無法向市民交代

社民連等人看來並非完全沒有妥協餘地,他們某程度上也接受這個政治現實。以2009年的財政預算案為例,社民連主席黃毓民曾向財政司曾俊華表示,只要政府把預算注入強積金戶口的6,000元,轉而以現金的方式發放給市民,社民連便可能會通過方案。言下之意,社民連接受政治協商,並且會對官員的愚民手段(英文稱為 swindling)保持緘默。

財政司曾俊華在辦理預算案職務上相當失職,與公開宣傳的親民形象成強烈對比。首先,他沒有理會黃毓民等人的要求,可能他認為無須對社民連作出任何政治妥協,也可以順利通過財政預算。其次,他處處顯示自己與市民大眾脫節,無法理解市民的處境和心情。曾先生雖然用耳聽,心裡卻不明白,因為他無須與死亡和孤立掙扎,所以他的愚民手段十分拙劣可笑,如果勞苦大眾不是要面對生活的煎熬,他們真的可以大笑一場。請問那注入強積金戶口的6,000大元,對低收入人士有何幫助呢?他們要等到65歲才可拿到這筆錢,但他們有信心自己過得了金融海嘯嗎?市民都知政府這招是一石二鳥,以幫市民之名,暗助金融機構;政府還懵然不知市民並非笨蛋,還沒意識到市民會自覺被忽視和被利用而心裡絞痛。

更嚴重的是,財政預算案完全無法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政府為要解決失業問題,便要僱員單方面自削薪金來降低企業成本。政府所用的手段是為大學畢業生訂立最低工資4,000元,曾先生為此取了個新名堂,叫做實習生,並揚言4,000元已經很好,大學生應該知足,因為當年他當實習生沒有薪金,要母親貼錢打工。4,000元當實習生是否很好?那就要視乎在甚麼地方實習了。若在美國白宮或聯合國或跨國大機構實習,當然好得無比,因為一年後可以謀得高薪厚職。若在普普通通的公司實習,之後不知去向,薪金可能只得四、五千元,這就很慘,因為多年的努力也不可以令自己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這個政策亦可能令大學生的薪金從此大幅下降,連帶其他僱員也要大幅減薪,這是受薪者最不願意看到的發展。在危急關頭,市民要勒緊褲頭、咬緊牙關、共渡困難,本來無可厚非,但現在是由月入30多萬的高官訂下政策迫別人減薪,請問這有甚麼說服力?孔夫子對於這種情況早有他的透視: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真的要減薪,請由高官開始。

社民連議員自詡為民請命走在最前線,面對這個財政預算,如果靜坐座上,或發表少許無關痛癢的批評,試問如何向市民交代?所以他們明知要被整治,也要公然侮辱政府官員。

對與錯

社民連的行動算是向市民有個交代,但他們的行為是否錯誤?會否教壞下一代呢?我們要清楚認識社民連議員沒有用暴力傷人,他們只是用行動擾亂議會,羞辱政府官員,藉此向公眾宣告,這個議會的正常運作無法為市民爭取他們的合理權益。議員的忿怒經過計畫和在自控的情況下表達,而非一種無節制、自毀的爆發,根據科學研究,有效地表達自己的忿怒,不但能維持一個健康的心理狀態,更能幫自己在職業上步步晉升(http://news.bbc.co.uk/2/hi/health/7918622.stm)。

有人認為立法會是神聖莊嚴的地方,在議事堂無禮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便是褻瀆。按照歐美的傳統,立法會不是教堂,與宗教毫無關係,並非神聖或莊嚴。立法會只是敵對黨派聚集議事的地方,不同的黨派彼此針鋒相對,甚至打鬥也屢見不鮮。這種暴力行為亦得到法律保障,因為在立法會打架,總比在街上群毆好一點。不知倡導立法會是神聖莊嚴的人,有何理據?神聖和莊嚴的立法會又對市民有何好處?就算克己服禮的聖人亦明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現今有人為了市民和社會的好處,而對瀆職的政府官員無禮,豈非履行了聖人的教導嗎?

又有人認為社民連的行為會令青少年有樣學樣,使他們變得無法管教。這種說法好像認為一切違反社會常規的行為都是不當的,但是哪個人沒有違反社會常規呢?哪個人不曾說謊呢?社會的道德規範不是鐵律,在某種情況下,我們要違反道德律才能滿足道德的真正要求,正如孔子、孟子、耶穌、佛祖等人都違反當時的社會規範,為權貴所不容,但後來卻被尊為聖人,可見,反叛不一定等如錯,我們須要衡量的是,反叛是否反得有理。

有一個學生上課時向老師掟書,干擾課室秩序,原因是老師沒有好好備課,推搪失責。這個學生已經鼓起勇氣多次向老師提出,希望他能改善他的教學,教導學生一點正確的知識。老師每次都說聽了他的意見,會好好改善,不過,希望他諒解老師的情況:他身體不太好,需要長時間睡眠,亦要履行家庭責任,管理財富,照顧太太、兒女、父母等,所以備課的時間有限,其實,他已教導他們不少知識,可能只是不及其他教師那麼有趣。該名學生結果忍無可忍,以掟書行動表達自己的憤懣,他錯在哪裡呢?

有一個女兒向父親潑飯,原因是父親月入十萬元,卻只給母親一萬元當家用,其餘的都用來任意揮霍和包二奶。母親曾多次苦勸父親,希望他改過。父親心情好時會推說要給他多一點時間,因為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慾望;若遇上心情不好,便會大罵母親,叫母親不要多管閒事,錢是他賺來的,他可以決定怎麼用。一次吃飯時,父親又再罵母親奄尖聲悶,女兒忍無可忍而向父親潑飯,請問他錯在哪裡?

若說他們有錯,他們就是得了「以下犯上」這個罪名。不過,聖人說:「民為貴,君為輕。」可見有權的人是要服務無權的人,如果在上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而被在下的人侮辱,這是他應得的報應。受辱後他覺得難受而改過,豈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

如果你有這樣的學生或兒女,便要感恩,因為他擁有強烈的正義感和無比的道德勇氣,真是孺子可畏也。他會催促你履行自己的職責;在悉心栽培下,他日後必定成為家族的光輝、社會的棟梁。要是有人懼怕這樣的年輕人,惟恐他無法受教,難道是他自己心中有愧,怕自己的罪行被無情地揭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