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保羅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羅十三1）。」這段經文在歷史上曾多次被某些牧職人員用來支持暴政，叫基督徒不但要順服邪惡的政權，還有協助敗壞的政府施政。在今天的香港，本來屬於不與政權結盟宗派的吳宗文，又再引用這段經文，試圖箝制基督徒使用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民主制度。這種說法可以成立嗎？

可是，保羅自己卻不順服猶太人公會的禁令，硬要傳揚耶穌的教訓。雖然屢次受到各處猶太會堂的懲罰和鞭打，仍死不悔改，堅持傳播違反祖宗傳統的基督教。在無可奈何之下，猶太人於是決心要殺死保羅。某次，保羅到耶路撒冷朝拜，猶太人便把握機會鼓動群眾襲擊他。然而，保羅卻利用自己特殊的羅馬國民身分，求助於外國殖民地主勢力，要求羅馬兵保護，把他護送到該撒利亞，避免到公會受文士和大祭司的審判。可見，保羅沒有順服本族的宗教和民事政府的權威。

再者，保羅也不見得順服羅馬政權的權威。首先，羅馬帝國把該撒當作神來敬拜，保羅一定不會順服這個規矩吧。其次，保羅沒有真心順服羅馬帝國的政權，他只是周旋於猶太與羅馬兩個權威之間，去做良心指示他要去做的事情。保羅受羅馬巡撫腓力斯羈押期間，巡撫查明保羅其實沒有違反任何羅馬法律，保羅只要按照不成文的規矩，送點禮金給腓力斯，便可得到釋放。可是保羅這人真的「不識做」，不尊重在上掌權者，在監裏坐了兩年，始終不肯付禮金。直到腓力斯調職，保羅為求脫身，又上訴到該撒那裏。去到羅馬，他以無罪之身受到軟禁，顯示羅馬帝國並不相信他真心順服羅馬的權威。相傳保羅最後被倒釘十字架而死。

為何保羅的教訓與他的行為互相矛盾呢？我們如何運用倫理學的知識去解釋這個矛盾呢？

分析

道德規則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別，不是每一種都在任何時間和處境都正確，也不是每一條規則都同等重要。那些在任何時間、任何處境都正確的規則，我們稱之為道德原則，其他的則稱為道德律。康德（Kant）提出人的理性擁有先驗（a priori）的原則，我們用這些原則來思想，並認為它們是正確無誤的。大凡與這些先驗原則吻合的道德規則，我們便認定放諸四海而皆準。例如「愛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等道德原則，它們都是「公平」這一先驗原則的不同文字表述，我們用不著思索，便可認定它們正確無誤，亦無法用理性去反駁。

其他不是建基於先驗原則的道德規則，可歸類為道德律。一條道德律所涵蓋的範圍，比一條道德原則所包含的小，指示亦比較明確。不過，道德律卻沒有不證自明的力量，並且受到處境的限制，不能在任何條件下都規範人的行為。以「不可殺人」為例，我們都會覺得殺人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卻未必認為殺人一定錯，例如自衛殺人是可以容許的，因為它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保護生命。在自衛的過程中，我們有可能傷害他人的身體，甚至取去他人的性命。如果「不可殺人」成了一條絕對的道德禁例，那麼好人便不能保護自身安全，警察不能維持社會治安，軍隊不能保衛國家，我們所知的世界會變成惡人當道，成為人間地獄。可見無論是人的先驗理性，抑或歷史經驗都告訴我們，道德律不是絕對的，我們必須仔細考慮當時當地的情況，然後作出明智的道德抉擇。

那麼，保羅所說的順服權力是道德原則，抑是道德律呢？

結論

道德的首要要求，就是人必須有自由意志，如果人沒有自由意志，就沒有道德可言了，因為一切都由因果或權力決定。絕對的順服權力與自由意志相違背，可見順服權力不可能是道德原則，而只可能是道德律。由於世界是有罪的，有權力的人更容易犯罪和犯更大的罪，所以權力應該受到嚴格的規範。只有在極明確的條件下，我們才可順服權力。

保羅顯然知道順服權力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不證自明的，所以他在寫出該命令之後，便立即解釋順服權力的原因：「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這個解釋成為日後西方基督教國家神權理論的基礎，用來支持政權的合法性。然而，「神權」這個觀念是一把雙刃劍。保羅只解釋了權力的來源和責任，卻沒有闡述權力的制約。

權力既來自上帝，便受到上帝的監管。上帝的旨意已清楚在聖經表達出來，若當權者違反聖經的教訓，人民便不用順服他們。當良知與權威發生衝突時，作為有道德的人，便要聽從良知的呼喚。保羅聽從良知的呼喚，故此沒有順服權力。聖經多處經文亦說明，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該的。埃及的收生婆敬畏上帝，不聽從法老的吩咐，沒有殺死初生的男嬰，結果得到上帝的賜福。妓女喇合把以色列特務藏起來，出賣耶利哥人，一家因此得以存活。相反，順服權力的，不一定得到美好的人生，若是違反上帝的旨意，便得不到上帝的賜福，甚至與惡人同受上帝的審判，一同滅亡。當然，不順服權力的，便會立即遭受權力的報復。故此，追求真理的基督徒應當聽從良知的呼喚，無懼惡勢力的恐嚇，遇到不公義的事情，便要挺身改正，而現代社會其中一種表達良知異議的方式，就是公民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