洩密 = 不道德?

-A +A

香港大學校委會在2015年9至10月期間討論陳文敏出任副校長一事,會議被人祕密錄音,事後某些委員在會上的發言聲帶給公開發布出來 。若洩密者是出席會議的正式成員,他就違反所簽訂的保密協議,這樣背棄承諾是不道德的 。

不錯,違背承諾是不道德的行為,但洩密者為了保護香港大學,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邪惡手段,暴露某些委員非理性、低劣的言論,他所行的善比所行的惡大。這種吹笛子示警的行為普遍得到自由社會接受,洩密者雖然遭受權貴大力打壓,以收殺一儆百之效,卻無法消滅洩密者在人民心中的英雄形象。

分析

上述兩個立場對洩密者持相反意見,但他們都同意不守承諾是不道德的,只是後者認為公眾知情權比個人誠信更重要,所以公開委員會會議內容是正確的。

初步審視雙方的論據,所得的判斷如下:贊同洩密者的一方不但考慮個人道德操守,還顧及公眾知情權,無疑在處理這個議題上較為全面和適切,而反對的一方只著眼於個人道德操守,明顯不及贊同的一方具說服力。

然而,贊同者的議論雖然比反對者優勝,但從近代倫理學的發展來看,仍不免流於膚淺,全屬一般民間智慧,既沒有充分的倫理基礎,亦未能顧及某些重要的倫理議題。

假設反對者依樣畫葫蘆,把公眾知情權加入他們的論述之中,卻辯稱誠信比知情權重要,堅持洩密就是不道德,哪豈非把討論變成哪個道德律較為重要的問題?

此外,贊同的一方亦太輕易接受洩密就是不道德,不必要地把洩密者描繪成不道德的英雄。在某些處境下,我們可能真的要決定傷害無辜者,但香港大學事件不是這種處境,亦沒有無辜者受到傷害,哪洩密又是否真的不道德呢?

近代倫理學可分為四個範疇:道德培育、道德抉擇、道德律的制定和道德形上學。它們各自有本身的目的和方法,不能混為一談,否則便會製造倫理假象,釀成議論者各執一詞,無法達到共識。在四個範疇之中,跟我們所討論的議題最直接相關的主要是前兩者,因此本文恕不離題介紹道德律的制定和道德形上學,留待有適合時機再討論。

大部分香港市民接觸到的是道德培育。小時候我們說謊,父母就會喋喋不休地教訓,直到我們表現深切懊悔才罷休。上學時老師又會不斷重複:違背承諾、言行不一是不道德的,人無信不立,誠信是立足社會的根本……這些便是道德培育,目的是要把社會道德律內化,使之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培育我們成為有德行的人,而方法是不斷重複和使用獎賞與懲罰。在香港大學事件中,持反對立場的一方便是用內化的誠實道德律,來衡量洩密者行為的對錯,因而譴責他、懲罰他。

現實的社會是個罪惡的世界,只要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相信無須提出任何證據,也會認同這個前提。活在惡人當道的社會,良善的人經常陷於兩難,不知如何取捨,好像無法做一個正直的人似的。古人早知道道德培育的不足,因此在面對道德抉擇時,會拿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準則來衡量事情。

大部分香港人也懂得這個道理:洩密是不道德的行為,亦會令自己惹來權貴的打擊,然而,洩密卻可能制止損害公眾利益的重大事件,權衡兩者利害之後,認定公眾利益比個人榮辱對社會影響更為深遠,只好知難而行,走上吹笛子的不歸路。那些認為香港大學洩密者正確的人,正是使用這個原則來判斷。

評論

「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種簡化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把功利主義應用在公共政策決定上,大致上是可行的。若運用在個人道德抉擇上,往往造成可笑和違反良知的決定。

以下的例子大概有人會聽過:在某個小鎮的火車站附近,有四個小孩子走到一條設有路障的荒廢路軌上玩耍。不久,有人建議跑到行車的路軌上去。其中一個小孩認為危險,勸其他人不要去。但其餘三個不理會他,還取笑他膽小。那三個小孩玩得興高采烈,不察覺一輛載貨的火車正高速駛向他們。當火車司機看見三個小孩時,已來不及將火車剎停。在他面前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在行車路軌上繼續前行,盡力響警號和緊急剎車;一是把火車轉到有路障的荒廢路軌去,撞向一個無辜的小孩。他該怎麼辦呢?

根據功利主義的分析,行車路軌上有三個人,火車司機若不轉線,便會危及三個人的生命。如果司機轉線撞向路障,就只會危害自己和另一小孩的生命。三個生命比兩個生命重要,所以司機應該要轉線,犧牲自己和那無辜小孩的生命,而讓那些漠視規矩、不顧安全的小孩分毫無損。

對於這個功利主義的道德抉擇,我們不禁要問:就算司機可以犧牲自己,可以不顧財物的損失,他有權犧牲無辜者的生命嗎?

二十世紀中葉,一群稱為新康德派的人本主義者(Neo-Kantian Personalists)發展出一套較完備的道德抉擇倫理,可以梳理我們紛雜的道德感受,亦可啟發我們作出適切的道德抉擇。根據人本主義的倫理,判斷一個行為道德與否,焦點不在於行為本身,而在於行動者的意圖。人本主義者經常引用下述醫學個案來說明這個道理:一個人把另一個人弄暈,然後用利刀剖開他的腹部,切去他一半的肝,最後這個人死了。單從行為判斷,這是謀殺。但如果第一個人是醫生,那麼這個行為就是搶救生命的行動。醫生的意圖是救人,雖然用了傷害人的手段,甚至令病人死亡,也不會構成謀殺。

人本主義者強調良好的意圖是首要的條件,卻不是充分的條件。一個人做事出於好意,並不代表他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確的,他的手段必須與意圖相稱。良好的意圖配合相稱的手段,才能組成一個道德的行為,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上文提及的醫學個案,醫生除了意圖救人外,還須作出正確的醫學判斷和遵從一切醫學守則,只有在滿足這些條件下,才不用承擔殺人的道德責任。

按這套倫理來分析火車個案:司機當時的意圖是不要傷害那三個小孩。他可以採取響號和剎車的行動,響號是警告,要三個小孩迅速離開路軌;剎車是要令火車停下來,以減低傷亡;這兩個行動都與意圖相稱。他也可以選擇轉線撞向路障,不過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的行動就會傷害自己和一個無辜的小孩;這樣,他原先要不傷害人的意圖明顯與傷害人的手段自相矛盾,所以轉線不是一個相稱的行為。因此,那個火車司機正確的決定,應該是響號和剎車。最後的結果沒有人能肯定,只可以祈望最壞的事情不會發生。人本主義倫理正視人身陷兩難的處境,卻不從「兩害取其輕」的觀點來作道德抉擇,這便不會輕易陷入同時道德又同時不道德的倫理假象。

用人本主義的倫理來分析香港大學洩密事件:假設洩密者是校委會委員,他做校委的目的是要守衛大學,讓校內師生能自由地循理性追求真理。他簽署保密協議時,明白這個承諾是為了香港大學的利益,而不是為了保護委員,任憑他們從個人利益出發,胡作非為,以致大學受損。委員能暢所欲言只是保密協議的過渡目的,而非終極目的。

當洩密者發現有委員大話連篇,以非理性的言論來推翻大學的既定程序,破壞大學的自主,而他卻沒有能力在校委會內制止他們的時候,只好將他們低劣卑鄙的言論公諸於世,讓大學成員和普羅市民知道大學正面對嚴峻的危難而尋求自救。這個手段雖然違反保密協議,徹底破壞他與敗類校委們的互信,卻沒有違背保密協議的精神和目的。那些濫用保密協議以圖掩護自己胡言亂語和做非理性決定的校委,才真正與保密協議相違。

在上述的情況下,洩密這個手段與洩密者擔任校委的初衷是相稱的。洩密者無論是意圖或手段都正確,所以洩密者非但不是不道德,他還要冒遭受權貴打擊的危險。

華人社會十分強調保守祕密,但這個行為的道德價值是否高於一切,實在令人質疑。耶穌曾說:「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光明磊落的人不怕別人知道自己所說過的話,只有內心黑暗的人才怕說話曝光。愈黑暗的組織,便愈強調保密,愈要嚴厲制裁洩密者。響號吧!如果洩密能令其中一些人有所顧忌,少說一些鄙猥的話,少做一點見不得光的事,洩密者肯定為社會做了一樁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