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的博奕是否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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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承認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原本希望迫中央就政改讓步的策略失敗了,亦即是與中央的博奕輸了。

但是,賭仔有云:有賭未為輸。何況現在還未到結局,為何這麼快認輸?2000年的美國選舉,戈爾豈非因為太早承認失敗,而輸了總統的職位?我們為何要重蹈覆轍呢?

分析

視香港政改為一場博奕,以佔領中環為籌碼的戴耀廷,是一介基督徒,又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教授。他極可能不是賭徒,甚至從未參加過賭博,也不是從政者。反觀中共高層卻是老練的政治流氓賭徒,專幹殺人不償命的勾當,堪稱狠、毒、騙的能手。一個沒有賭博經驗的謙謙君子,開了一場賭局,邀請一個老千來博奕。誰的贏面大?答案顯而易見。

戴耀廷說佔中是政治核彈,是大殺傷力武器,威力非同凡響。可是,佔中的核心成員到處解說佔中是和平的,不會使用暴力、不會製造動亂,甚至不會造成經濟損失,最多讓市民有少許不便。試問佔中這個籌碼還有甚麼實質的殺傷力?可以對中共構成甚麼威脅?經過佔中核心成員的解釋後,中共頭子明白了,核彈原來只是書生的誇誇其談,佔中只是政治炮仗,有觀賞和助興的價值,卻無殺傷力,更遑論大殺傷力。如果硬要說炮仗仍有殺傷力,也是小兒科,只要處理得當,實在無傷大雅。當佔中核心成員自揭底牌,把核彈變成炮仗後,中共高層必然捧腹大笑,磨刀霍霍,訂下大計來劏羊牯:你說佔領中環,他便來個佔領香港。

人大的三重鋼閘政改方案是中共佔領香港的重要里程碑,若得到立法會通過,今後便會肆無忌憚,全面改寫香港的歷史,把自由社會融入極權的國度。可悲的是,戴耀廷看見中共出牌後,便立即認輸,毫無博奕的意志。他雖然沒有放棄佔中,卻暗示會在公眾假期行動。他的種種決定令人懷疑:這個政治炮仗不但不能喚醒市民的良知,反而為中共佔領香港助興?

戴耀廷更要承擔一個無可推諉的責任,他把「博奕」這個概念引進香港的政改中,由於他是一位學者,我們自然期望他會利用博奕理論(game theory)來分析政改,臚列各種可能,計算不同情況下香港社會各階層和中央政府的利害,然後指出哪個方案最能平衡各方利益。戴教授沒有這樣做,他甚至沒有計算佔中能令中央給與香港民主選舉的或然率幾何,又或不成功的後果是甚麼。他只是籠統地說一波又一波的公民抗命會癱瘓政府,卻沒有說明甚麼公民抗民才可以癱瘓政府。他又錯誤計算公民抗命要付出的代價,以為只是到警署自首,被法庭罰款,最多是短期監禁,並獲得一張通往自由世界居住或留學的獎狀。以這樣的代價來爭回自由,在中共的統治下是不可能的,只要放眼看看大陸的維權人士得到甚麼待遇,便心中有數。劉進圖被斬一案揭示,在香港爭取自由是要付出生命的,如果沒有這樣的決心,便只能做到如戴耀廷等人一般的行動,最後被中共的打手譏笑為細路發脾氣,氣消了,還不是乖乖的就範。

評論

耶穌說過這樣的一個比喻:有一個王發現敵國來犯,軍隊已向本國邊界進發,這個王必須在迎戰前,仔細考量有沒有勝算,如果沒有,便要趕快派人前去和談。這個比喻說明,做耶穌的門徒必須付出生命,因此在決定做門徒前,應該衡量是否付得起這個代價,否則半途而廢,便要承擔非常嚴重的後果。佔中運動失敗的主因,源於低估從中共魔掌中爭取自由的代價,以致所籌畫的行動在中共眼中形同兒戲,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反而露出自己的弱點,被對手乘勢追擊,損失更為嚴重。戴耀廷親口承認第一個目標已無法達成,第二個目標是喚醒市民。我估計這個空泛的目標也不會有甚麼效果,因為多年的大型遊行示威,並中共和香港政府的惡行已喚醒了可以喚醒的香港人。我們不需要喚醒更多的人,我們已有足夠的人去抗爭;我們需要的,是委身的領袖和經過精心策畫而可行的行動。

佔中三子所領導的公民抗命運動,還來不及抗命以先,便全盤失敗,反而引發中共全面佔領香港。佔中三子當然不用為中共的行動承擔道德責任,但他們的表現卻顯示他們不是稱職的社會運動領袖,所以參與運動的市民不能單單信賴發起人的名聲,更重要的是看運動的目標是否實在而可達到,免得消耗了抗爭的資源,又給與中共打壓香港的機會。我們不會否定佔中三子的良好意願和犧牲精神,但他們確不是那種能令中共改變主意的社會運動領袖。2003年香港人能用上街遊行改變中共的政策,時移世易,今天已不可能了。以往的領袖只要有號召力,能呼喚大批群眾上街,就可以迫使政府就範,今天已不可能了。今天的領袖要作犧牲性命的準備,要有精密的策略使政府蒙受更大的損失,才能取得談判的籌碼。

香港已由民主社會漸漸陷入極權法西斯地獄中。在英治時期,香港常被視為有自由而沒有民主。這種說法不完全正確,並且誤導人。其實香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已逐漸蛻變成為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可以媲美歐美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香港有法治、議會,和一個廉潔、高效率的政府,社會基礎建設完善,福利足夠救急扶危,政府亦尊重民意,不會強推惡策,並邀請異見人士進入建制,發揮他們的反對力量。這不是一個完美民主社會的典型,卻是生長在民主政制發源地,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人稱The Philosopher)所推崇的民主與精英的結合體。哲學家認為混合體制比民主政體更有效益,因為他的老師柏拉圖曾用比喻說明,國家這艘幸福號郵輪要由一位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船長掌舵,才能引領郵輪安全到達目的地。由群眾選出受歡迎的船長,不一定有這種能力。歐美國家通過民主選舉選出有才能稱職的領袖,香港則通過委任合適人選,兩種社會都是由尊重民意的精英所管治,香港得以免除選舉的消耗,所以更有效率。自從香港出現中共因素,民意與精英都被蔑視,代之而來的法西斯政治,則是用人為親,要用自己人來掌管軍隊、政府和經濟的戰略位置。香港的富商,你們不要因為現在賺得厚利而助紂為虐,當民主力量倒下後,便輪到你們成為下一個被打擊的對象(你們永遠不會變成中共的自己人),那時你們便要把一切收受的利益嘔盡。

在法西斯政治時期,示威遊行的民意表達不會受到重視,人民只被掌權者當作工具,他們最好照著上頭的吩咐辦事,否則便把他們整治成所需的工具。在這種極權政治下,我們還可能推翻人大的三重鋼閘嗎?可能,只要我們重創香港的經濟,使中共蒙受慘重的損失,他們是會改變政策的。問題是我們有足夠的市民願意承擔這個代價嗎?另一個策略,便是守著立法會,否決政府提出的假普選方案,並持續使用靈活的不合作行動,把政府拖垮。這是一個十分悲痛的過程,但被迫要在自由人與奴隸之間抉擇,便沒有妥協的餘地,嘗過自由的人怎可能接受奴役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