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過一篇名為《為香港求平安》的文字（後簡稱為《求》），該文稿原本是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堂主任吳宗文於二〇一〇年二月七日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的分享信息，後輯錄轉載於國度與復興的網站。《求》的內容沒有新意，又沒有任何為香港求平安的信息，它只是一篇一面倒幫助港中政府的政治宣傳，極盡諂諛之能事，出自吳先生之口亦恰如其分。看來，他的講話除了他的同道和跟從者外，對其他基督徒並沒有說服力，本來沒有甚麼值得評論的。
支持政府是良好公民的基本責任，按道理直書就可以，但吳先生在《求》中卻用斷章取義及扭曲事實和道理的手法來達到他的目的，他這樣做有兩個可能：（1）他的思想簡單，未能處理教會與政府關係的複雜課題；（2）他故意這樣做。根據《求》的行文，第一個可能的可能性很低；若是如此，吳先生對他的同道和跟從者便有欠公允。自由社會擁護言論自由，新教教徒亦贊成個人憑著良知追求真理，吳先生當然可以選擇自己的政治立場，並說服別人跟從他；不過，奉上帝和道德之名來誤導人，其他基督徒則不能袖手旁觀了。我沒有信心可以說服吳先生，不過如果他的同道和跟從者只是聽信他的教導而跟從他的政治立場，自己其實沒有花時間探究這個課題，我或者可以提出兩個疑問，讓大家思考一下。
首先，新教教徒不會把任何人的權威絕對化，我們相信聖經是最高的權威，信徒要憑著聖靈的引導去詮釋聖經，而不是服從某些權威人士的指引。吳先生卻試圖絕對化華人基督教聯會的代表性，他說：「……在香港能代表基督教聲音的，應該是華人信徒自發組織和歷史悠久的基督教聯會了。因此華基聯在社會分化的議題上發言，是責無旁貸的。」吳先生沒有明言他的講話代表聯會的發言，但卻讓聽眾自己填補這個空白，誤以為他便是代表聯會說話，因此便是代表基督教說話，其他虔誠的基督徒便要照他的訓導行事。
事實上，華人基督教聯會並不能代表香港的華人教會，因為香港有很多華人教會並沒有加入該聯會，亦無須加入該組織才可以稱為基督教會。根據多年來我對聯會的了解，它純屬聯誼性質，以提供福利，來達到主內合一的表徵。對普通信徒來說，聯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墓地。華人基督教聯會的網頁自己說：「聯會並非香港教會的上層架構，除會章賦予對會員堂的約制規範外，聯會在行政上從不干預會員堂的內政。」至於它的宗旨則為：「聯絡本港華人基督教教會，宣傳福音，辦理教會之共同事工，如文字，醫藥，教育及其他慈善福利事工，並管理墳場、非牟利老人院、學校、營地、診所、醫院、醫療事工及其他事工，以增進教友之互助精神。」可見聯會的宗旨並沒有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神學立場，在教會分化、神學分化的議題代表基督教說話，更不要說社會分化的議題了。兼且聯會邀請吳先生在聚會中分享信息，不表示講員的立場代表聯會的立場，更遑論代表基督教的聲音。
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基督教」，其實是狹義的基督教（即新教Protestant），而非廣義的基督教（Christianity）。新教乃西方教會的一個分流，內裡有很多不相容的宗派，他們其中的共通點，就是拒絕承認羅馬主教（教宗）的權威，轉而推崇聖經的權威。故此，新教教徒的性格是獨立自主的，我們連教宗（拉丁文為Papa，意即大父親）也不聽從，何況一個沒有使徒傳統按立的所謂牧師（相當於古老教會的神父或長老）。沒有任何組織或教牧人員可以代表所有新教教徒或教會，我們只跟從聖靈的引導行事，這便是新教教徒的本色。
第二，獨立教會在政教關係所採取的立場是政教分離。新教（廣義的Protestant）有三個主要宗派：抗羅宗（狹義的Protestant，包括路德宗和加爾文宗）、安立甘宗（Anglicans，直譯為英人教會，在亞洲地區稱為聖公會）、獨立教會。前二者與第三者其中一個主要分歧便是在政教關係上採取不同的立場，抗羅宗和安立甘宗跟隨羅馬天主教一貫的傳統，支持政教合作。羅馬天主教要建立一個基督教帝國，新教則要建立一個基督教民族國家。路德認為教會應該放棄一切政治理想，在社會事務上順服政權的領導；加爾文主張教會主導政府；安立甘宗則最為極端，讓王權（至少在名義上）領導教會，所以英王就是教會的當然元首。我得聲名以上三個宗派的立場都有點過時，隨著時代變遷，他們現在已有某些修正或態度的改變。不過，有一點極為重要，且必須注意的是，到目前為止，教會在歷史上都是與基督徒政府合作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基督化的國度，從來沒有聽說要協助異教徒政府，「去完成上帝賦予它的任務」。
吳先生卻大膽地提出「要協助一個相對地公義的政府」。一個新的標準！甚麼叫做「協助」？何謂「相對地公義」？「協助」可以是責備，可以是違抗。正如牧師要協助一個信徒成聖，當這個信徒犯了嚴重錯誤時，牧師要責備他；當他要求得到某些對他靈性有損的事物時，牧師要拒絕他。常理是這樣理解有建設性的「協助」。香港政府要求這種協助嗎？這種協助會得到回報嗎？看來答案都是否定的，故此吳先生所說的「協助」是服從政府的意旨，而不要問原由、不要提反建議、不要反對、更不可集合市民阻止你認為有損公益的立法或施政。
至於「相對地公義」，吳先生則完全沒有解釋，我們只知道吳氏認為香港政府是相對地公義的政府，但相對那個政府，則不得而知，我們只可以順服吳先生的權威。「相對地公義」可以成為一個標準嗎？怎樣量度相對和公義？這個工作若非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難並會引起爭議，而最重要的是，教會歷史顯示只有一個可以接受的標準：只可與基督徒政府合作。
就算是這個原則也不是所有基督教會都認同，獨立教會就不接受這個做法，原因是教會歷史揭示，政教合作只會令骯髒的政治走進教會，若要更徹底的改革，便要切斷教會在事務和利益上與政權的聯繫，所以他們主張政教分離，而這個原則亦在二十世紀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
吳先生所牧養的教會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該宗派則屬獨立教會，行公理制。播道會開宗明義說明創會先驅是北歐的敬虔主義者，受聖靈之火點燃，而與僵化的信義宗國家教會疏離，自己組織家庭聚會，並且不理教會牧師的反對，私下舉行聖餐，結果招致除名的懲罰，還是不悔改，順勢成立新宗派算了。請問這是否不順服在上的掌權者而招來懲罰？是否背叛－－比不順服更壞？吳先生又認為「香港教會除了在所處社會作見證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歷史任務，便是如何令中國對基督教改觀，並使用基督教成為中國文明向前推進的力量。」我們不知道播道會會友會否承擔這個「更重要的歷史任務」？就算他們接受，我亦很難相信他們會選擇服從政府這種方式，因為按照他們的傳統，他們應該用聖靈的火來改變中國，使基督教成為國人靈性的拯救，而不是推動中國文明的動力。吳先生不按照播道會的宗旨牧養教會，是否不順服該宗派的傳統？我更不明白香港教會那麼多，為何吳先生要在一間與他的神學、政治理念相背的宗派工作呢？
末世其中一個徵象，就是有人出來行了大奇事，引導信徒走上歧途，香港的教會現正面對這樣的試煉，好像吳宗文一樣的人物必定會陸續浮現。吳先生的同道和跟隨者，你們自己有責任探究吳先生能否代表基督教的聲音，他的教會使命觀和政治觀是否代表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的立場，或是獨立教會、抗羅宗、安立甘宗（聖公會）、廣義的基督教（地上所有教會）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