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敗壞?還是賭博更敗壞?

-A +A

走出王法人倫 步入法治倫理


近日一些向來不參與公眾事務的教會開始發聲,對諸如賭博、同性戀等個人道德操守的議題積極抗議,而對於社會公義的議題卻表現得異常沉默,甚至支持政府,與那些一貫關注社會公義的教會產生分歧,以致雙方朝反方向走,這是一個叫人憂慮的現象。道德操守與社會公義果真在基督教的教理中互相衝突嗎?本文將透過比較賭博與專制,指出衝突其實源自華人基督徒的一個盲點,並嘗試建議一個符合基督信仰的社會參與方案。

聖經如何評價賭博和專制

聖經有沒有譴責賭博?沒有。不論我們怎樣努力翻查聖經,還是找不到「賭博」一辭,或有關賭博活動的記載。有些聖經教師費盡心機找來一兩處經文,說是賭博的教導,卻仍然不能從經文引申出實質的教訓,這樣的論證實在叫人難以信服。縱觀基督徒反對賭博的言論,都是間接的辯證,不外乎指斥賭博來自貪婪,而貪婪是聖經所不容的;或上帝是絕對的,而賭博是基於或然率,所以賭博與信仰上帝是不相稱的;或賭博令人喪失工作熱誠,破壞人的正常生活等等。

聖經有沒有譴責專制?明顯有。反專制是舊約聖經一個重要的主題,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個反專制的行動,並成為上帝子民千古頌揚的浪漫史詩:何時我們在熒光屏上看見遠方受壓迫的人集合走上街頭,我們的心便受到激盪,渴望與他們同行;何時我們為了爭取自由而走上街頭,便是重演出埃及。

以色列人寄居埃及是以畜牧為生,而埃及人則以耕種為主,以色列的游牧文化遠遠及不上埃及的高度文明,情況就如今天一個發展中的非洲國家與美國相比。埃及王法老根本不會把以色列人看在眼內,亦不需要他們的服務。建造金字塔的確要動用大量勞動力,但這曠世工程要求高科技專才,不用說以色列人對設計金字塔一竅不通,就是採石、修石和運石,他們也缺乏基本技巧。對法老來說,這班寄居者既無價值,亦無大害,本可讓他們自由生活,但基於某些政治考慮,法老卻派管工強迫他們造泥磚,希望藉此把以色列人打造成聽命的順民。

上帝是自主而富有創造力的,人既然天賦上帝的形象(imago dei),也就擁有低一層次的自主和創意。法老在肯定和發展自己的上帝形象的同時,否定以色列人的上帝形象,然而上帝的形象只有發展程度的分別,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法老遏制以色列人,違反了人人平等的原則,因此上帝差派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脫離法老的專制,並賜給他們一塊流奶與蜜之地,讓他們有充足的物質基礎發展上帝的形象。

以色列立國之初,上帝向他們頒布律法,這憲法可分為宗教法典和民事法典兩部分。宗教法典比民事法典詳細,原因是祭禮事關天人交往,萬萬不能輕忽,否則便會褻瀆上帝,而有關政制問題,則容讓以色列人在憲法內自由發展。所以上帝沒有吩咐以色列人採用何種政制,他只設立了兩個職分──祭司和士師,前者管理宗教事務,後者管理民事,兩個職分可以同時由一人擔任。士師主要的職務是審理爭訟,遇有外敵入侵,便號召人民聯合抵抗。士師既沒有行政機關,也沒有軍隊將士,可見士師是一個精神領袖多於一個政治領袖。

經過好一段日子,以色列人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均權參與而又有效率的政治體制,於是他們便採用了鄰國的君主專政──一個與他們的立國精神背道而馳的制度,犯下了致命的錯誤,註定不能完成上帝交付他們的使命,就是建立一個平等、公義的國度。當時正值撒母耳的兩個兒子出任士師,由於二人弄權瀆職,人民便借機要求撒母耳撤消他們的職位,另為他們立一個王。撒母耳聽後十分生氣,向上帝投訴。上帝卻安慰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撒上八7-9)。上帝說的話十分沉重:採用君主專政便是背棄上帝,而以色列人亦必因此自食其果。

專制政治真的不可取嗎?原因在哪裏?自從始祖犯罪,罪便進入了世界,因此損人利己的事便代代相傳。政治制度賦予在位者權力,權力一旦誤用,可以使大多數人受損害,當權者若擁有絕對的權力,更可以毫無阻撓地作惡。專制政治容許君王合法擁有絕對權力,這等於授權他合法作惡。君主專制是一個方便人作大惡的制度,故此上帝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採用。綜觀以色列的歷史,幾乎沒有一個王不犯下大錯,連最英明神武的所羅門王也因奢靡過度,而導致死後國家立即分裂。在歷代的王朝,雖然上帝不斷差派先知對君王加以責備、規勸,仍然無補於事。上帝的警戒是正確的,以色列最終親嘗國破家亡的苦果。猶太人上了一堂深入骨髓的政制課,從歷史錯誤中學得正確的道理,當他們重新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時,再沒有提出要按照聖經的教導立王。

由此可見,聖經的基調是反對專制政治,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聖經中有關擁護君主專政的言論?眾所周知,聖經有不少經文給用作支持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例如,羅馬書第十三章一節:「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支持專制的人通常把這節經文解作:無論甚麼人,只要他掌權,你便要服從他;無論甚麼命令,只要是當權者發出,你便要執行。這樣的解釋可謂毫無說服力。假設一個獨裁國家受到襲擊,敵軍成功控制了獨裁者和電臺,成為新的掌權者,並透過廣播,呼籲軍民立即放下武器,不要反抗,你想獨裁者會希望軍民服從敵軍嗎?不問掌權者的認受性,不問命令的原由,上帝要我們做這樣的人嗎?這是愚民的意識形態。

然則上帝依從以色列人立王的要求,叫撒母耳膏立外貌俊美但內心敗壞的掃羅為王,豈非自相矛盾?在反專制的亮光下,我們知道上帝並不矛盾,他從來不贊成專制,所以他也不作一個專制的王,他願意給人自由,並且同情人類的限制,知道人需要從歷史經驗中學習,才能建立良好的制度:這便是上帝接受某一歷史時期出現君主專制的原因。

走出王法人倫,步入法治倫理

上文的論述令我們不禁提出兩個問題:
(一) 單單按照聖經明文的教訓來做人,能否充分應對現代社會的挑戰?
(二) 為何華人基督徒關注聖經沒有提及的賭博,卻無視反專制的聖經主題?

引發我們提出第一個問題的因由,是聖經對賭博絕對沉默,但我們卻覺得不可不理社會的博彩風氣,並且認為賭博與基督教核心價值相違,所以我們要作社會的先知,扭轉歪風。對於反賭一事,我們覺得順理成章,從來沒有人詰問反賭先鋒:「聖經既然沒有提及賭博,為何要反對呢?」由此可見,我們採取行動與否,並不是取決於聖經有否觸及該議題,而是判斷該議題是否符合我們整體的道德觀。賭博是一個古老的社會現象,聖經時代的以色列人相信亦有參與博彩遊戲,不過由於沒有造成社會問題,沒有引起先知的關注,自然就沒有記錄成文。現代社會一日千里,萌生愈來愈多倫理問題是聖經時代的先知所無法想像的,諸如民眾運動、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全球化、環境保護、生物工程、大殺傷力武器等等,這些因素主導著人類長遠的生態和社會環境,比賭博造成的社會問題要嚴重得多。如果基督徒想正視這些議題,便須跳越文字的框框,深入反省信仰的核心價值,洞察時代的發展,這樣才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一股力量。否則,我們還是不問世事,把自己關在教堂的門內好一點,免得成為自義、無知、可惡的假先知。

至於第二個問題的成因相當複雜,其中一個主因是來自專制儒家思想的遺傳。華人基督徒大多關心個人道德操守多於社會公義,其中一種表現就是傾向喜好靈修,特別是以一種認罪悔改的型式來修練。正視賭博,不理專制,是這個現象在關注個人自身以外事務的一個呈現。現代華人信徒雖然活在自由主義者建造的世界中,穿上了時髦西服,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從廟宇轉到教堂禮拜,但身體組織還留有不少傳統設計。

傳統又有甚麼不好?華夏文化傳統當然有它優良之處,但有些社會制度和上層的道德,在專制政治的奴役下,已經潰爛不堪,不能不棄掉,來個徹底的更新。就以我們極力維護的家庭制度來說吧,我們是否滿意自己的家庭呢?有清一朝小說家曹雪芹,他被家庭壓碎了,在悲戚莫名之時,惟有把悒鬱化為悽怨文字,向那無名的知音人,控訴那如頑石一般的家族制度。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化身的賈寶玉,生在「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人長得聰明伶俐,風流倜儻,好個翩翩公子,羨煞旁人。可是曹雪芹卻用「劫數」來形容寶玉的降生,這劫是要他嘗遍人際關係中最苦的苦果。

寶玉自小便憎惡男人,覺得他們散發著一股俗酸氣,所以他從來不願學習成為一個「成熟」的人,去加入那個男人世界。有幸的是,老太君寵愛寶玉,任由他在閨閣女兒堆中長大,眾姐妹婭嬛都是天仙一樣的人物,其中的佼佼者林黛玉,按照書中的描述,他「閒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在花叢中穿梭,與表妹黛玉在大觀園中追追逐逐,一時如蝴蝶雙飛,一時似鴛鴦戲水,好一幅人間仙境圖!可惜的是,這一切美好的經歷,在真理呈現的一刻,都變成負面經驗,用來對比和強化結局的悲涼,好叫人性的醜惡和家族制度的敗壞可以提升至極限,沖擊人的心靈。有情人不能成眷屬,黛玉病死了,寶玉瘋了。但家人還是不肯罷休,仍要合謀訛騙這痴人,去娶那年少老成吃冷香丸長大的「雪」寶釵。寶玉的心給雙重刺透,他既失去愛人,也失去可相通的親人,今後,在家族的桎梏下,他活像一個死人。寶玉黛玉為何有這般下場呢?就是因為傳統的大家長制度。整個大觀園都由老太君一人操控,他按著自己的喜好和輩分人倫的計算來決定一切,所有人都要順從他的意思,否則他便大吵大鬧,要生要死,以指控別人不孝順,來迫使他人就範。在這個「孝」字之下,那怕是朝廷命官,在母親面前也只得唯命是從。可笑的是,老太君死後,他的孝順兒孫把他生前預備的殯殮錢都私吞了,只把他草草埋葬了事。中華文化究竟培養了甚麼樣的慈?甚麼樣的孝?甚麼樣的家庭價值?

寶玉黛玉乃人中之龍鳳,民族之珍寶,他們為何會被自己的家族摧毀?為何我們的文化會培育自毀的人倫?這便要拜「聖朝以孝治天下」所賜。中國歷代帝王為了鞏固和合理化自己的專制,便利用儒家思想對孝道的尊崇,推行一套愚民政策。他們先由皇家做起,君王公開示範對父母極盡尊敬和順服之能事,遠遠超過了父母與子女的正常關係。他們又向人民鼓吹孝道,褒賞孝子,曾幾何時,孝悌是選拔官吏的條件,《孝經》亦是會考科目,凡是忤逆不孝便重重刑罰,把他排拒於社會以外。把孝推而廣之,便成為忠。於是乎君王變成人民的大父親,人民都成為他的子民,侍奉他要好像侍奉父母一樣。至於儒家談到君王要大孝天下,待人民有如父母,為他們創造各種福祉這道德理想,則隻字不提,不宣揚,不實踐。在這套專制思想統治下,人在社會不能說理,只能服從善變的王法;人在家庭也不能說理,只能跟著人倫辦事。寶玉愛黛玉被視為有違人倫禮法,因為誰能愛誰不是由你自己作主。你若愛國家民族,想要按著正理為人民服務,這由不得你。若你有違「天心」,就要把你剷除:自從天下一統以後,秦朝有焚書坑儒,漢朝的大史學家司馬遷被閹割,歷代不知有多少忠臣遭殘殺、抄家,甚至誅九族,改革者一夜之間下天牢,廉政先鋒被判賄賂罪,愛國者被打為間諜‧‧‧‧‧‧

以上臚列的例子,讓我們看見王法人倫其實苞藏罪惡。若從神學的角度來解釋,王法人倫就是一種罪惡的結構。我們相信自從亞當犯罪,罪才進入世界。那即是說,按照上帝的設計,人性是沒有罪的,只不過是人後來做了某種事情,才使罪惡進入人活動的範疇中,呈現於違背天理,傷害別人或自己種種過犯上。我們不禁要問:罪是以甚麼形態存在?又以甚麼方式延續?我們可以說,罪惡的源頭是撒但,它存在世界中,並伺機引誘人犯罪。但這說法未能解釋我們深層的信仰經驗,有時我們真確感到罪在我們裡面,而不是外物引誘我們犯罪。那麼,罪在我們裡面究竟是甚麼意思?莫非罪是某種基因的排列,而這些基因會令人有犯罪傾向?由於這只是一個假設,沒有任何有關方面的研究,我們無法討論下去。不過,我們確實知道罪惡以習慣的形式存在人裡面,人若沒有某種陋習,便不會輕易犯某種罪,例如經常賭博的人會染上賭博的習慣而成為病態賭徒。習慣不會自然出現,必定是家庭或社會培養出來的,所以培養陋習的社會制度便是罪惡的溫床。香港賽馬會是一個賭博制度,所以有馬會的一天,便會有病態賭徒,宣傳反賭、輔導和醫治,只能控制和抒緩賭博帶來的社會問題,並不能撲滅他們。由此可見,罪惡主要以一種社會制度存在,並藉著它不斷延續,讓生活在這制度下的人養成犯罪的習慣。

王法人倫是非常可怕的罪惡社會結構,因為它把所有人籠罩在它的魔掌之下,無一人能逃離它的天羅地網。賈寶玉自以為聰明,看透了王法下的罪惡社會,他以為可以不理會這個臭男人世界,躲進家中的安樂窩,可是朝廷已把家庭複製成一個小型罪惡結構。其實,大觀園一開始就呈現它的罪惡,只不過寶玉是這個罪惡結構的最大受益人,所以才視而不見,到他成為受害者時,他才體會這個制度的徹底敗壞。基督徒也是一樣,如果我們以為可以不理世事,專心靈修和救人靈魂,便可以獨善其身,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現代社會制度深入我們生活每一部分,根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響。就以不理公眾事務、順服長官來說吧,這態度已經是王法造成的後果;並且不理公益本身就是一種自私的行為,我們現在享有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公平法治,不是統治者賞賜給我們的,而是我們的先輩偉人和很多無名英雄用鮮血爭取得來的,他們才是我們要懷念和傳揚的對象。如果我們不為改善社會制度出一分力,就是吃午餐不付錢。


王法人倫既然不可取,有甚麼別的制度沒有?聖經有指引嗎?有。事實上,聖經早就給我們指示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就是以上帝為我們獨一的王。按著這個方向和整體聖經的亮光來思考,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須符合三個原則:
(一) 均權參與
(二) 以法治國
(三) 倫理為規

(一) 均權參與

既然上帝是我們獨一的王,我們便不應再立王,或推崇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政治領袖,否則便是把上帝驅逐出生活領域以外。上帝是國家的王,但他沒有具體參與這個制度,亦沒有詳細指示我們各種制度的安排,這表明國家不屬於任何一個家族、團體、或政治組織,而是人人都擁有均等的政治參與權,人人都可按著他的天賦服務社會。不過,上帝希望我們過高度文明的生活,讓我們的創造力得以發展和實現,因此無政府主義不是一個符合上帝旨意的選擇。上帝曾為以色列人設立士師,即是說他不會反對我們設立有權限的政治領袖。至於選擇領袖的問題,上帝曾經在一個短暫時期內親自揀選他的用人,但這種做法已經沒有實施,在上帝沒有啟示時,我們可以用推舉的方式,選擇一個大眾服從的政治領袖。根據現今政治理論的研究,一人一票普選乃是最公平的方法。

(二) 以法治國

上帝藉著摩西頒布律法,希望以色列人按著律法生活。但這律法並不是一套整全、覆蓋生活每一個細節的法律,而是一些大原則,近似我們今天的憲法,只是律法比憲法更為簡單。「十誡」包含十條法則,其中只有六條涉及社會: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貪戀別人的財物,全都是禁令,只有一條孝敬父母是命令,並且這命令是態度律,孝敬是一種態度,十誡並沒有列出所有孝敬的行為。禁令則是禁止我們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吩咐我們做哪些事情,所以按著十誡,我們根本不需要做些甚麼,便能滿足它的要求。它不是要求我們過一種特定的生活,它只是警告我們不要超越某些界線,除此以外,我們便可隨著我們的創意去生活。

按著上帝頒十誡的原則,我們應該以法治國,這法必須基於公理,而非王法或長官意志。上帝以公理管理宇宙的原則是顯而易見的,在自然界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自然律;人的社會也受一個自然律管制,不過正如康德所說,人有自由意志,可以不遵守道德律,所以當我們看見有人違反法則時,不等於那法則就不存在;相反,我們應該探求那法則,然後把它寫成具體的法律條文。同時,法律不應太繁複,過分限制人的自由,因為十誡的目的只是奠定社會延續的基本條件,它留有很多空間,讓人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去集體建立他們理想中的美善社會。

(三) 倫理為規

不過,法律仍有它的限制,它只界定文明生活的範圍,我們還需要倫理規範指引個人的行為。倫理與人倫的差異,在於倫理旨在追求美善,而人倫則偏向建立一個牢固的社會秩序。強調社會秩序是出於對混亂的恐懼,和對人的不信任,以為只要容讓人有自由,他們就會製造混亂。由恐懼建立的秩序只會引導人走向自毀,借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用語,人倫所建立的是一種機械式內聚力(solidarité mécanique),在這種制度下,人只機械式地按著規則辦事,而不問事情好壞對錯,人倫充其量只能製造一個按著程式做事的機械人,不會培養出一個有道德的人。

人倫與基督教精神完全不相融。首先,基督教傳揚信望愛,我們相信人是有希望的,並盼望人類能建立一個美善的文明社會,縱然罪進入了世界,但藉著基督救贖的恩典,和人類的共同努力,我們可以向真善美邁進。其次,基督教講求發自內心的行為,倫理就是探求發自內心的行為,而不是要求人做一些固定動作,正如我們的信仰要求真心相信,縱使每禮拜天返教會、奉獻金錢、遵行教會所有教導等動作,也不等於信耶穌。最後,聖經告訴我們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身體乃是一個有機的結構,由多個細胞組成,而每一個細胞初時都是一樣的,沒有分別,但為了身體有效率地運作,他們便自行分工,發展成不同功能的細胞。我們要把教會有機的組織應用到社會,把社會建造成有機生物,讓人以一種有機式內聚力(solidarité organique)互相連繫,自發地活出創意。


[返回目錄]